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向纵深推进。从技术层面看，教育数字化是数据驱动的算法应用，建立在优化的算法和强大的计算速度基础之上，“一切皆算法”成为教育数字化的底层逻辑。在可预见的未来，算法在教育领域成为制定规则与引领思想的重要权力，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及其可能达致的成就。算法在教育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包括推动个性化学习、优化教育空间、解放教师等。但算法的滥用或误用也有可能导致教育的同质化、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教师教学技能的退化等问题。基于此，审慎且辩证地审视算法教育应用的利弊，采取措施规制算法权力，寻求突破算法局限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显得颇为重要而迫切。

　　首先，基于“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驾驭”算法，构建良好教育算法生态。算法是由设计者编写的，每一个算法架构都代表着判断，都意味着取舍，都承载着价值。如果不给算法植入正确的价值观，它就会被错误的价值观所俘获。在数字教育高歌猛进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和教育机构过度追逐算法驱动的精准教育，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变成效率为先、算法设计的普通代码而背离人的全面发展，这与教育育人的本质是相悖的。通过优化算法设计，将正确的价值观纳入数字教育的决策设计，是防范风险、形成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南。

　　从算法设计的视角来看，需要把握一个适切性的标准——人是技术的尺度。要明确算法的应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教育、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加强算法技术教育应用的设计关口，明确以算法服务师生的教与学为基本原则，充分重视人的教育体验，尊重人的身心发展规律，让算法的底色中嵌入更多柔性化色泽；定期对算法工程师进行专门的伦理与道德培训，让他们了解算法技术发展与伦理、法律的关系，树立“科技向善”的价值理念，明确自己承担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认识到正确的算法不仅要有“精度”，更要有“温度”。

　　在数字化教学中，同样要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面对算法技术的强势影响，教育工作者要深刻认识到，无论技术怎样进步，都应该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为了彰显师生在数字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教师要有正确的角色定位，明确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自身的主导地位，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数字教育资源，基于学生的兴趣和认知差异来设计、引导与组织教学，为学生学习赋能，并及时运用教育智慧应对教育中的突发问题；师生要有高度的自觉意识，正确看待并应用算法技术，发展自身的个性、技能、素养，提升对算法技术的驾驭能力，避免掉入数字教育的“效率陷阱”。

　　其次，明确算法的教育限度，维护“教育边界”。算法本质上是数学模型，是互联网技术的典型代表。从技术属性层面上讲，算法本身无所谓好或坏，它的好坏取决于如何运用、是否已厘清运用边界。在数字教育实践中，许多教育问题是由于算法运用边界的僭越与失守造成的。

　　如若在教育中“善用”算法，教育者必须为它设立清晰、准确、合理的运用边界和使用范围，而不是毫无戒备地接受算法规则及其条款。为此，教育界需要明晰以下问题：教育能从算法中获得什么，又因此失去了什么？哪些工作需要使用算法，哪些工作不需要使用算法也能做得很好，还有哪些工作不能使用算法？算法能否完全取代教师，未来教师的角色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则指向教育和算法相处的规则，从更深层次则指向对教育本质的追问。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存在的本质差别，决定了算法在教育中应用的限度与定位——在现在乃至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算法只能是教师的智能助手，不能取代教师的教育价值和功能，尤其替代不了教师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算法有其应用的边界和条件，可以把批改试卷、整理数据、答疑解惑等机械、重复、标准化的工作让渡给智能机器。但由于教育的系统性和学习过程的复杂性，算法技术又不是无所不能的，即使再先进的算法也不可能有人类独有的想象、共情能力，在人际交流、情感教育、灵活应变等方面无法完全取代教师的作用。质言之，教育是人的教育，人只能由人来培养，不可能由机器来培养。

　　最后，打破算法“黑箱”控制，斩断教育被隐形控制的源头。“黑箱”原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指的是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情况的系统。算法“黑箱”用来比喻算法过程的不透明性和操作的复杂性。在算法“黑箱”下，由于难以洞悉算法背后的理论假设、算法路径和实现逻辑，教师只能机械地运用智能软件，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算法结果。打开算法“黑箱”，将“阳光”洒落在算法运行的过程，是消解数字教育应用中的算法偏见、算法歧视以及算法控制风险的理想手段。

　　一是加强教育数据的可查性。算法对数据（大数据）的强依赖性决定了算法透明的前提是数据透明。一方面，算法设计者应公开数据的来源、类型、收集方法和处理过程，并提供对关键特征的解释，确保教育数据来源可查、内容可查、应用可查，消解算法“黑箱”对教育的控制。另一方面，应规范数据备份流程，并及时备份数据，如明确标注数据采集的城市、学校、时间以及样本的年龄、性别、学习习惯、成绩考评等相关信息，确保数据的备份记录具有合法的可访问性与不可篡改性，保证数据的完全真实与不可伪造。

　　二是建立算法程序公开机制。算法提供者需要及时、有效地向教育利益相关者（包括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公布算法机制机理，解释决策过程及应用情况，实现算法的公开透明。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算法的复杂性，即使公布算法源代码和相关技术细节，普通的教育用户可能也难以理解其运行机理和执行规律。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否定算法提供者的解释义务以及探索可行路径的可能。比如，以普通人可以看懂、理解的方式对算法运行逻辑进行可视化描绘，增加算法教育应用的可信度，打消社会公众的疑虑，获得他们对算法运用的态度支持；设立由学校、教师、家长、政府等教育利益攸关方组成的教育审计机构，对算法教育程序合理公开加以审查，避免资本逐利而造成的操纵算法“黑箱”、营造算法神秘性的不当算法行为。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